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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百六十七章 问汝何名

作者:途中的旅人返回目录加入书签推荐本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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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玫瑰泉,在我们村子的西北方,位于在大山腹地,距离我们村子大概能有二十多里地。那里的地势,也就是那里的海拔,大概能比我们村高出几十米,当然了,这个不是准确数据,这是我自己的凭感觉目测出来的。据我父亲说,玫瑰泉在没开挖之前,是一个直径只有三四米宽的水坑,坑里的水也不深,也就一米多的样子,最底部呈锥形,有个泉眼儿,一年四季往外冒水,水从坑里溢出来顺着山梁又流到山下。

    在我太爷带着全家搬迁到这里的时候,我已经介绍过我们这个村子,现在再说一下,让各位更加明了那个玫瑰泉到底在哪个位置。

    我们村子北边是座大山,属于太行山余脉,我们叫它凤凰山,听说古时候山上落过凤凰;村子东边是条小溪,里面有小鱼小虾小螃蟹,这条小溪的水,就是打玫瑰泉那个泉眼里流下来的;村子西北边也是座山,是座土石参杂的小土山,方圆不大、也不高,我们过去叫它“小孤山”,小时候父亲还带着我到那里抓过蝎子,现在,它叫做什么,什么“凤凰山公墓”,各位想不到吧,这么煞风景,原本那里鸟语花香的,现在可好,成了放骨灰盒的地方。说起来,这要怪都怪陈瞎子那老家伙,他说小孤山那里风水极好,跟旁边明朝潞王坟冢风水有一拼,说的还一套一套儿的,怎么说来着“头枕凤凰山,脚蹬老龙潭,左手端着金灯寺,右手挟着老道井。”我看这老家伙净扯蛋了,你们别觉得我对老前辈不敬,等写到我出生的时候,你们就这知道这老家伙有多扯蛋了。

    言归正传。玫瑰泉就在小孤山的北边儿,大概有*里地。我一直怀疑陈瞎子说的那个“老龙潭”就是这个玫瑰泉,只是方位有点儿不太对。

    我们这里过去叫“北站区”,改名以后为啥叫“凤泉区”,就因为凤凰山、玫瑰泉。

    因为旱情,乡上干部打算把那只泉眼挖开,在他们认为,挖开泉眼水流就会增加,到时候山下这些村子就能用泉水浇地了,这么做算是件造福百姓的好事儿。

    当时挖泉眼的都是些什么人呢,都是些成份不好的九类分子,啥是九类分子,也就是当时挨批斗的对象共分九类,这些人总称九类分子,分别为:地主、富农、牛鬼蛇神、反革命分子、右派分子、叛徒、特务、走资派、知识分子。知识分子排在第九,也称“臭老九”。

    这些九类分子年龄大的、干不动重活儿的,就让他们的子女顶上,能干动的,自己顶上,一开始,那里就跟个劳动改造的劳改场差不多。

    我父亲跟王思河两个很不幸,都被派到了那里挖泉眼,他们等于是给自己父母顶缸的。

    刚到那里的时候,吃的住的啥都没有,一半人挖泉眼儿,一半人盖房子盖食堂,中午饭都是自己从家里带去的,到了晚上,还得跑上几十里地回家睡觉,等到第二天,天不亮又得起来爬山上工。

    几个月后,房子盖好了,食堂也建了起来,条件大为改善,不过,在深山里盖房子可想而知,哪儿的山势平坦往哪儿盖,因为人多,围绕着玫瑰泉附近盖了很多房子,不过就没有哪两座房子是挨着的,盖的是东一座西一座,那感觉就跟陕北民歌里唱的差不多:咱见了个面面容易,拉话话儿难,一个在那山上,一个在那沟,咱拉不上那话话儿,哎呀,招一招手……

    我父亲跟王思河所在的宿舍,距离他们的食堂能有二里地,距离那个泉眼也有二三里地,在他们宿舍对面山头上也有一座宿舍,看着不远,却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沟,喊叫声听不到,只能看到,就跟那山歌里唱的一样。

    当时作业条件极差,几乎全靠人力,大锤、钢錾、也有炸药,不过但是他们没那种水底爆破的技术,也没有现在的电子爆破,导火线放水里就湿了,后来有人出了个点子,用朔料布包着炸药跟导火线,不过他们不知道导火线燃烧也需要氧气,到水里没了氧气,一会儿就灭了。后来又有人出点子,弄根竹竿,把竹竿中间的关节打通,导火线放进去,竹竿一头跟雷管炸药紧紧包一块儿捅进泉眼里,就这样,爆破的成功几率也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。

    那时候,没有人把这些“九类分子”当人看,再加上作业条件简陋,都是当牛马使的,每天都是累死累活。

    又过了能有俩月,我父亲跟王思河因为表现不好,不老实,被他们挖坑的突击队队长扔给了后勤部。后勤部是干啥的呢,干杂活儿的,啥都干,厕所挑大粪的事儿也是他们的,除了干杂活儿,他们还负责修理挖坑用坏掉的工具,跟着一个老铁匠抡锤打铁,主要是打造钢錾铁锤啥的。我父亲跟王思河成了老铁匠的徒弟,从老铁匠那里学了全套的打铁手艺。

    人生有三苦,撑船、打铁、卖豆腐。

    我奶奶知道我父亲成了老铁匠的徒弟以后,很郁闷,总是自言自语地说:我从黄花大仙篮子里拿出来的那个,拿铁锤抓青龙的陶瓷娃娃,原来是个打铁的?

    在我父亲两个所住的那间房子里面,大概住着十几个人,其中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“臭老九”,叫个什么来着,我父亲跟我说过好几遍,我总是记不住,好像叫个张肃,过去是我们市里一所高校的副校长,知识分子臭老九,也给弄这里了。

    这个臭老九不但有学问,还懂乐理、识简谱,当时那时候流行吹口琴、拉手风琴。这小老头儿带眼儿的就能吹响,带弦儿的就能拉响。

    小老头儿给下放到这里以后,随声带着几样乐器,口琴、横笛,还有他最钟爱的是二胡。老头儿最喜欢吃过晚饭,跑山梁上拉瞎子阿炳要饭时拉的《二泉映月》,略带萧瑟的二胡弦音从山梁上传下来,回荡在夜幕的山谷里,听上去分外悲壮凄凉,就好像这位落魄的老校长在对大山倾述着啥。

    听了几次二胡,我父亲跟王思河又喜欢上了音乐,跑去找老头儿求教,老头儿本来就是个大公无私的“园丁”,见我父亲两个求学若渴,当即倾囊相授。老头儿临走时,还把自己心爱的二胡跟一本弦谱送给了我父亲。

    打铁,拉二胡,一转眼,我父亲在玫瑰泉已经呆了一年。

    1968年,红卫兵闹剧愈演愈烈,尾大难掉,各地出现夺权现象,也就是出现了真正意义上“造反”,有推翻政府的势头,这个,可能是被人暗中指使和利用了。这时候中央有了危机感,必要把这些年青人安置下来,要不然将来会更难控住。当即下达文件,让学生返回学校、工人返回工厂,但是收效果甚微。年底,*授意“人民日报”发表题为《我们也有两只手,不在城里吃闲饭》的文章,鼓励“知识青年”上山下乡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

    文章一出,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,曾经一度震撼全国、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,以上山下乡的形式逐渐消失了。就像洪水,这算是给他们分流了。

    1969年,刚刚过了年,一大批知青来到了我们这里,据我父亲说,光我们村子就有几十个,哪儿的人都有。当时他们过来的时候,上边给他们分配过来一批为数可观的口粮,我们村生产队的大队长,也就是村长,很有头脑,拿着这些口粮没给这些知青,倒手给他们盖了座“知青楼”,两层高的楼房,还是砖房,在那时候,这楼相当不错了。说我们这个村长有头脑,因为后来这些知青走了以后,这楼留在了我们村子里,啥都能带走,楼他们带不走。后来给村干部做了办公楼,一直沿用到现在。(前年,也就是2013年,也或者是2012年,因为什么“新农村规划”啥的,这座楼房被迫拆了一大半儿,不过每次看到它,总给我一种很亲切的感觉,我这时候……我咋觉得我好像在里面住过似的,也好像跟过去住在里面的人有啥关系似的,咋这么奇怪呢,等把这章写完了,我问问我妈去。)

    我们村总共下放了三批知青,这批知青下放过来以后,其中有一个漂亮女生,十*岁的样子,进村就打听,贾富乾家住哪儿。

    我父亲这时候,正跟着他师傅和王思河,三个人热火朝天打铁呢。

    说来也奇怪,这玫瑰泉都挖了一年多了,泉眼也挖开了,但是从里面流出的水还是那么大,你挖的再深,它也不会像喷泉似的往外喷。

    上边的领导呢,就一句话,挖,接着挖。

    这时候,我父亲早就不用晚上回家吃饭睡觉了,二十四小时呆在这里。那时他们这些年轻人也没啥娱乐项目,城里有玩矿石收音机的,不过,这奢侈品可不是山里年轻人能玩儿的。每天晚上,我父亲两个就拿上小老头儿的二胡笛子跑到山梁上,胡笛合奏,又吹又拉,置身大山,乐不思蜀。

    冬天过去,春天就来了,这时候距离知青下乡已经过去了四个月。

    有这么一天下午,王思河突然跟我父亲说,泉眼那里又来了几个新人,听说是些下放学生,现在咱村里有好多下放学生。

    我父亲听了也没在意,这跟他有啥关系,继续干他的活儿。晚上,到食堂排队打饭的时候,王思河给我父亲指了指,“那几个就是今天下午刚来的下放学生。”

    我父亲扭头朝王思河所指的方向看了看,几个人已经打过饭离开了,只看到他们的背影,总共七个人,四男三女,除了衣服比这里的人穿的好点儿,也没啥。

    吃过饭,我父亲两个人照例爬到山梁上拉二胡,就在两个人迎着和煦的晚风,吹拉弹唱,完全沉浸在音乐当中的时候,身边突然传来一个女孩儿气急败坏的声音:“你到底叫什么名字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