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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千二十九章 经济越发达,粮食就越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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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大体上,松江和苏州等地的清欠已经到了一个尾声,清欠所得的赋税数目堪称惊人数字,这要在从前,那定然是笔可观收入,足以缓解定武朝廷眼下的财政危机。然而,如今是乱世,金银之物显然不比粮食来得重要。乱世藏金,盛世藏玉,这是古人避乱保身之哲理,可在明清之交,这道理未免有些不适用。

    万历以后,边患并非大明亡国主要原因,而在流寇农民起事。农民之所以奋而抗争,却是因为天灾使得他们没有可以果腹的食物。为了求活,他们揭杆而起造了大明的反,直至将大明朝推翻在地。汉人的农民,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勤劳,也最听话的一个群体,不到绝境,哪怕每天吃糠咽菜,能够勉强不死,他们都不会造反。逆来顺受,可以说是汉人农民的最典型写照。然而,他们还是起来造反了,因为他们实在是活不下去,卖儿卖女都活不下去。

    农民造反,明朝自然要镇压,但除了镇压还有一个手段能够瓦解帝国的危机,那就是有效赈灾。只可惜,明朝也没有粮食,有钱都买不到粮食,况且那钱都收不上来。清朝入关后大规模屠城,不仅仅是要威摄汉人,让他们不要反抗,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也没粮食。想要不重蹈明朝的覆辙,减少人口是唯一也是最有效的手段。

    粮食去了哪里,周士相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,天灾肯定不是最关键的原因。再大的灾难,也不可能同时遍及全国,事实上明末的天灾一直集中在西北地区,中原、江南几乎没有波及,或者说严寒的气候还不足以摧毁这些地方的生产,只能减产,当地的百姓依旧可以活下去。但为何中原之地却变得那么残破,成为重灾区,在周士相看来,这是因为农民军和明军不断来回祸害所致。

    没有根据地的农民军要活,要粮食,只有从其他百姓手中抢。他们要壮大队伍,必须得裹挟青壮,百姓家中没了青壮,生产就会停滞,来来回回不消几次,再富庶再稳定的地方也会成为灾区,结果就是恶果循环,一地接一地的残破。而身为官军的明军,兵不如匪,自然也是加重灾难的推手。

    低效的明朝政府和庞大的士绅阶层也是摧毁明朝的关键原因,前者皇权不下乡,导致政府运转十分低下,征收到的赋税和能用下去的少之又少,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崇祯皇帝面对的局面,也正应了那句俗语——巧媳妇也难为无米之炊。想要有所作为,就是与民争利,叫官员们捐款,都无人响应,这事情就没法做了。士绅阶层坐拥良田,却不肯将钱粮拿出,最后只能被农民起义的大潮吞噬。更可笑的是,一些官员竟然能够说出你们为何不老老实实在家等死,偏要出来造朝廷反的话。这话,是人话?

    不做安安饿殍,尤效奋臂螳螂!

    ......

    江南,经济极度发达,可是明朝却很难从中获益,并且江南自身有一个很大的致命缺点在,那就是经济越发达,就越没有粮食。这个结果就导致北方大乱之时,明朝的钱袋子却不能替朝廷发挥一点作用。便是江南的士绅识大体,顾大局,该交朝廷的钱一分不少,崇祯皇帝也没法解决蜂火四起的北地。因为银子买到东西,才叫钱,买不到东西,不过是块金属而矣。汪洋洪水之中,是身上有窝头的人能在树上活下去,还是有钱的人能活下去呢。

    周士相从来不是一个坐在家里就拍脑门决定事情的人,他需要钱来解决现在的财政问题,但他比朝堂上的官员们看得更清楚,也抓住了明末问题的本质所在,那就是粮食才能决定一切。为了获得粮食,自起兵起来,周士相就在着手恢复生产,甚至于发兵安南。

    有了粮食,人饿不死,才能谈其他。没有粮食,光有一堆金银,又有什么用。

    光复南都,占领江南以后,周士相顶着压力进行清欠,自然不是他财迷心窍,而是他要解决问题,解决一个积弊两百年来的大问题——有钱的同时也得有粮食。如那些士绅所言,贼秀才这是穷疯了,想学李自成,事实上,也确是如此,只是二者的目的不同。清欠的本质是为了打击江南士绅,瓦解他们的特权,削弱他们对地方的影响力,而不是为了他们口袋中的银子铜钱。

    清欠也只是一个开始,并非结束。清欠的目的达到,那必然就要“建村设乡”。解决效率低下的行政运行体系,让皇权下乡,对地方实行有效动员,无疑就是“建村设乡”的本质所在。周士相来松江,便是为“建村设乡”坐镇,亲自监督来的。松江是江南开展“建村设乡”的第一个府,松江干好了,做出成绩来了,其它地方也就水到渠成了。

    “建村设乡”的下一步自然是大力生产,用广东的办法来整合田地,进行集中有效的耕作,类似于“屯田”模式,只不过并非由军队来完成,而是由被彻底掌握了地方行政权力的乡村自行完成。这中间,士绅阶层被抛到一边,取而代之的是太平军的伤残及退役人员,由这些太平军出身的乡长、村长们执行从齐王府发出的每一道命令,并且落实并督促。层层环环,将所有人置于一个集体之中,动则全动,静则全静。

    来松江的第一天,周士相还秉承着来之前的想法,就是削弱松江的纺织业,恢复耕地,成为一个大粮仓。他划了一个红线,粮食重于一切。正如他前世,哪怕经济体量已经巨大无比,可耕地的红线却一点也不能动。无论社会如何发展,文明如何进步,维持这个体系的不是什么法律,也不是道德,而是粮食。没有粮食,再富裕的地方也不过是空中楼阁;没有粮食,再安份守己的百姓也会成为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。

    江南好,可江南之外不好。周士相打下来的地盘很大,可和当年的崇祯皇帝一样,其实也是个烂滩子。两广残破、江西残破、湖南残破、安徽残破、也就江南和浙江稍微好些。广东经几年治理,稍稍好些,却要承担广西及日后云贵的接济,安南的粮食源源不断的输入广东,又源源不断从柳江运往广西,再一点一点的消耗。因为海路不通,周士相不可能指望安南的粮食能够一直输送到北方,走陆路的话,更是个浩大及无底洞的投入,得不偿失。所以周士相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粮仓所在,如此才能接济江西、安徽、江北,并保证日后北伐所到之处,都有源源不断的粮食跟上。

    只是在松江走访多处后,周士相却改变了主意。他发现近二十年的兵灾没有破坏当地的商业生态,农民们对于种植水稻的积极性并不高。当种田所得和种桑、种棉二者间的利润不在一个级别或者相差太大时,农民便会自觉选择种植经济作物,而不是继续种水稻,种麦。因为他们考虑得只是眼前利益,自家利益,而不是官府利益,朝廷的利益。他们也不会去想,在他们家乡之外,有多少人在饥饿中等死。他们只会想,自己今年能挣几个钱。

    直接利益驱动下,松江的农民们不想种粮食,那些商人作坊主们也不会想什么“改桑为田”。周士相很奇怪,连年战乱之下,江南这些纺织品怎么还能卖的动。汪士荣禀报了一件事,那就是江南这些纺织品有自己的销路。松江有出海口,金山卫就是最大的一个港口。据汪士荣说,大量纺品在金山港口装船,然后贩卖到金厦去,然后由金厦方面再转卖海外。除这条海路外,便是北地。清廷曾在南都设江宁织造局,由织造局大量收购江南的纺织品运往北.京,然后再由内务府的那些皇商销卖到各地。这世上从来不缺穷人,可也不缺富人。富人有吃有住,自然有钱用在穿上面。另外,丝绸可能不是百姓生活必需品,毕竟能买得起的很少,可棉布却是要的。再怎么穷,一家大小总要有套衣服穿吧,哪怕再破再旧,总能裹体。有了这个硬性需求,纺织作坊自是不愁无工可开。

    种棉花、种桑、养蚕的农民,作坊里打工的织工、买卖的商人、跑货的行帮等等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团体,甚至于松江不少地方,农民家中都有织机,白天在田里忙完之后,便在油灯下挑夜织布。如果不断了这些纺织品的销路,想要强制在松江种植粮食,恐怕不仅不会让百姓感恩戴德,反而会让他们生出怨意。但是真要强制摧毁松江的纺织业,弊端也是极大。清欠牵连范围甚广,但是也只限于士绅阶层,对于商人和百姓并无触动,真要再让商人和百姓对太平军产生抵触、敌视,哪怕太平军的刀再快,恐怕也是杀之不绝。

    而杀人,肯定不是周士相的本意。

    人已经不多了,他反清不是为了让不多的人口再少下去。

   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,让松江的农民又肯种田,又让纺织业可以有序的生存下去,周士相当真是绞尽脑汁。